民族村寨作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及异质文化创造的有机场所，其生产与持续供给的高质量旅游价值在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凝聚民族认同的路径中扮演重要角色。探索与构建旅游价值视角下民族认同感形成并持续增强的演变路径，对深入识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长脉络有着重要意义。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研究目前已具备一定理论基础。学界主要以效用观点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个体对对象的效用感知^[1]。基于此，旅游价值被界定为旅游商品或项目在特定游览情境中符合对象感知效用程度的总体评估^[2]。民族村寨旅游价值的评价研究也较多沿袭以上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供给与需求角度。其一，供给角度关注政企等开发者对旅游资源开发与运营的效用感知。主要从资源品质、资源开发条件等评价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效用^[3]，也有学者测评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4]。其二，需求角度关注旅游者等市场方体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景观、风情或与当地居民产生情感联系时的愉悦、认知与关系价值等，以此测评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当地产生的效用^[5]。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基础、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等特征的人类文化共同体^[6]，该概念也折射出民族认同感的多元特征：共同基础、价值观与行为。基于此，学界主要从以下3个角度界定民族认同感概念：其一，共同要素角度。从历史、语言、同胞等归属要素与公共记忆等共同要素论证民族认同的基础理念^[7]，认为民族认同是以族群、血缘、地域和宗教等共同要素为区分原则，形成个人对群体归属的标准观^[8]。其二，态度角度。民族认同是个体由群体身份引发的情感知觉以及经由该群体的规范形成的价值观^[9]，从而形成对族群多元文化价值的接纳、认可、热爱^[10]。其三，行为角度。有研究者对民族认同内涵作了进一步扩展，认为个体参与并投入到族群活动中，学习族群行为模式，了解族群文化的意义，并参照这些意义建构集体世界观^[11]。

对于民族认同感形成的思考，学界主要有以下2种观点：其一，次序层级观。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高度格局，论证高层次的国家认同如何在次序排列归属中达到与较低层次的族群认同和谐共存的目标^[12-13]。其二，互构依存观。强调民族认同感是在后天特定族群间交往交流交融环境中建构出来的心理意识，族群间的互动过程推动民族集体意识形成与发展，构成共生共存或相互强化的关系^[14]。

目前, 学界从多种视角论述旅游发展对民族认同感的影响。如：孙九霞^[15]从流动视角出发，指出旅游流动裹挟着资本、人、物、信息等大量元素涌入民族地区，加深旅游地居民对自身文化价值、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的认知，对族群认同方式产生重大冲击；温士贤^[16]论述旅游带动各民族群众跨区域多维流动，有效推动各民族群众在旅游场域中进行文化情感交流与共情体验，进而消除民族心理距离、深化各民族的情感联结与心理交融；张敏敏和傅新红^[17]从自洽视角思考旅游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交互影响，引发居民心理认同从发现差异到认可差异的自洽过程；陈修岭^[18]通过大理白族村的个案，解析案例地旅游发展过程中主客文化冲突—文化变迁—文化适应—文化认同的自洽过程; 田敏和陈文元^[19]从符号视角分析民族节庆仪式等在旅游开发作用下，从日常生活、交流互动、道德素质和文化自信等领域积极推动族群认同意识的发展。

综上可知，学术界在解释民族旅游价值内涵与民族认同感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对“旅游发展能否促进民族认同感凝聚”这一前沿议题做出了一定探索，但以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一，已有研究从资源供给角度和心理需求角度解析民族村寨旅游价值，但研究偏向静态化，缺少对价值多维结构间动态路径的破解，相关研究视域尚需拓展，研究根基亟待深化。其二，多位学者已通过旅游流动、文化影响等宏观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民族认同的影响，但学界从微观心理价值透视民族认同提升的内在机理尚未明晰。价值感知是形塑个体体验过程中认同的重要因素^[20]，对旅游价值提升民族认同感的动态路径进行学理解析，可有效弥补民族认同相关研究的有待拓展之处，使理论发展更契合当下中国情境，同时为充分发挥民族旅游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基础。

基于此，选取千年瑶寨、蒙洞古村、景华村和千户苗寨为案例，引入手段目标链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层面建立链接，通过旅游价值“具体属性—抽象属性—功能结果—心理结果—工具价值—最终价值”的动态结构，分析民族村寨旅游价值提升民族认同感的路径，为旅游业驱动民族地区振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思路。

1.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千年瑶寨与蒙洞古村同属粤北区域，两村因地理位置相邻，民族文化有相近之处，因此纳入同一调研区。千年瑶寨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建于宋代，有着千余年的发展史, 被认为是八排瑶古老的聚居地，也被部分瑶学研究专家认为是全国规模最大、最古老和最有特色的瑶寨^[21]。其具有宝贵的历史人文资源, 按照风水建排立寨，山寨建筑物规划科学合理, 道路布置主次分明。明清年间建造的瑶族青瓦砖房独具特色, 其中瑶王古屋、明代古墓和南岗寺等历史资源保护完整，是体验排瑶生产生活与民俗人文艺术的绝佳场所。在旅游发展推动下，千年瑶寨重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村寨共有财产和文化遗产成为具有历史厚重感和文化使命感的家园遗产^[21]。蒙洞古村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建于明代，是壮瑶族聚居特色村寨。该古村建有壮瑶特色古桥和独具特色的壮族古民居，同时壮瑶汉彼此联姻、和谐共处，文化风情浓厚，生态环境优越。依托天然康养、生态农业和文化传承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蒙洞古村于2018年成立了旅游服务公司，公司以“弘扬壮族文化+生态旅游”为宗旨，是一家以景区运营、品牌加盟为核心的农业文化旅游综合性运营管理企业。旅游服务公司村委会占股，合作社联营，村民参与，高校合作，采用典型的“公司+当地村委会+当地合作社+当地农户”运营模式，注重政校企合作。2016年以来，蒙洞古村创建旅游乡村的经济效益已初步显现，据统计，近年来年均吸引游客10万多人^[22]。目前已获“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荣誉，其开发的壮瑶古村游—千年古村落等多条旅游线路上榜首批广东省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案例情况反映了旅游开发推动下，千年瑶寨与蒙洞古村的旅游价值处于多元化上升时期，以此为案例可以较清晰地分析民族村寨旅游价值提升的过程，并了解居民与旅游者在旅游发展情境中民族认同感提升的路径。

景华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大鹏镇，发源于清朝，世代聚居瑶、壮、汉等民族，民族特色浓郁。景华村地处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发有“小张家界”之称的国家4A级北帝山景区。目前正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强化项目建设，打造“南雄北帝”的旅游新格局。2015年，景华村依托的北帝山旅游规划项目入选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2022年，景华村入选“壮美广西乡村振兴”年度特色案例，旅游年收入超3 000万元。在“旅游+产业+农户”的发展模式下，景华村采用因地制宜与全域统筹的方法，合理布局生产、生活与旅游休闲空间，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生态和古村落民居。同时，景华村居民因旅游开发而受益，据村委相关人员介绍，景区开发后居民每年获5%门票红利分红，分红后存留数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益。可见，旅游开发推动了景华村振兴，提升了当地旅游价值，居民与旅游者也在旅游价值提升中获益，以此为案例开展调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千户苗寨地处贵州省雷山县，发源于东汉，历史悠久，其中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9.5%，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地，整个苗寨建筑依山而建。苗寨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以苗族传统建筑和丰富的民俗而闻名。西江牯藏节、苗年闻名四海，苗族农耕、银饰、服饰、饮食、歌舞等民风民俗世代相传。千户苗寨先后获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最受海外游客欢迎的内地旅游目的地”等殊荣。目前正积极通过民族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带动景区及周边村寨开办农家餐馆、民宿客栈和旅游特色商品销售商店等近千家，直接或间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2万余人，被列入全国“景区带村”旅游扶贫示范项目。从中获取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并能较好地还原民族村寨旅游价值的初始民族符号凝聚为民族认同的路径，较好地实现研究预期目标。

综上，千年瑶寨与蒙洞古村旅游开发处于上升期，居民已在旅游开发中获益，也能供给旅游者较好的体验价值，以此为案例可以较清晰地了解旅游价值视角下民族认同感的提升路径；景华村和千户苗寨的旅游发展达到成熟期，影响居民与旅游者认同感的因素更加丰富，以此为案例可以更深入诠释民族认同感提升的机制。

1.2   研究方法

1.2.1   软式阶梯定性分析方法

定性研究采用软式阶梯访谈与内容分析方法。首先，利用手段目标链模型作为理论架构，建立阶梯渐进式的访谈提纲。基于手段目标链理论架构^[23]，旅游地基层价值为具体属性和抽象属性，旅游者和当地居民通过体验属性获得功能结果并进一步收获心理结果。随着旅游者体验和居民认识的加深，可感悟到更高级的工具价值，最终实现内心深处的目标价值。然后，基于上述架构，访谈者可从受访者体验的具体或抽象属性开始提问，逐步提问更为抽象的功能结果和心理结果，尝试挖掘终端的工具价值和最终价值。最后，利用内容分析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提炼，抽取出属性、结果和目标价值并对其编码。

1.2.2   硬式阶梯定量分析方法

定量研究采用硬式阶梯问卷调研与层次结构分析方法。首先，依据访谈结果形成的框架，分层次设计结构式问题与问项，形成硬式阶梯问卷。问卷调研时限制访谈对象按属性、结果和价值的顺序，一次回答一列阶梯的问题。受访者在作答时将从具体属性和抽象属性开始选择直至达成最终目标，构成从属性到目标的多层次链条。然后，借助层次结构分析方法，拟对代表属性、结果等各概念的直接与间接关系进行量化，建立所有关系汇总的含义矩阵，分析具体属性到最终价值的多条连接路径。最后，通过上述路径识别属性、结果与目标路径中民族认同意识网络关系，提炼出旅游价值视角下的民族认同感提升路径。

1.3   数据来源

为更好地保证调研的科学性，系统地通过3个阶段收集数据。第一阶段为“建立框架”阶段，主要采用定性的软式阶梯访谈法，提供对受访者一系列深入的引导，以期探索受访者头脑中每个属性是如何与较高层次的结果利益层和最终价值层进行关联的。访谈采用逻辑抽样方式，有目标地选择可以丰富研究框架的样本，每完成一定数量的样本收集后，立即对文本内容进行整理、转录和初步分析，依据分析结果继续有目标地选择与研究问题关联密切的样本。2020年3月25日至3月29日，调研团队前往广东千年瑶寨进行预调研，访谈10个样本，收集约3万字访谈文本，经检验访谈文本内容效度较好。2020年8月22日至8月30日，调研团队继续深入千年瑶寨进行深度访谈，共访谈14个样本，收集约5万字访谈文本。为提升样本的全面性，2021年2月12日至2月23日，调研团队深入广东蒙洞古村进行深度访谈，共访谈20个样本，收集约5万字访谈文本。最终的正式访谈样本数为34个，其中游客22名、居民12名。对正式样本初步整理后发现信息量已饱和，可以进行后续分析。通过多层次编码提炼核心概念并归类到手段目标链的各个层次中，作为调查问卷的框架与问项的基础。

第二阶段为“构造层次”阶段，主要采用硬式阶梯法设计调研问卷，通过编辑结构式问卷和采用特定的指令，让受访者选择属性以及这些属性所能带来的结果，并进一步获得被访问者最终目的(即个人价值观)，形成“由下而上”的旅游价值层次结构。2021年2月26日至2月28日、2021年5月1日至5月6日，调研团队再次深入千年瑶寨进行问卷调研，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4份。样本男女比例较均衡，年龄集中在20~40岁，主要从事教育等相关工作，受教育程度呈中高水平(表 1)。

表  1  问卷样本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questionnaire samples

基本属性	分类	人数	占比/%		基本属性	分类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144	44.4		职业	教育行业	25	7.7
	女	177	54.6			公务员	5	1.5
	没有回答	3	0.01			技术人员	34	10.5
年龄	18岁及以下	43	13.3			企业文员	32	9.9
	19~29岁	130	40.1			服务人员	20	6.2
	30~40岁	93	29			企业管理人员	28	8.6
	41~50岁	32	9.9			企业家	5	1.5
	51~60岁	7	2.2			渔农业工作者	1	0.3
	61岁及以上	1	0.3			学生	70	21.6
	没有回答	18	5.5			自由职业	37	11.4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33	10.1			其他	34	10.5
	高中	62	19.1			没有回答	33	10.1
	专科	59	18.2		常住地	广东省	274	84.6
	本科	124	38.3			中国其他地区(除广东省、港澳台)	21	6.5
	硕士及以上	12	3.7
	没有回答	34	10.5			其他	2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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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为“诠释路径”阶段，以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层次为基础，识别与归纳民族认同感提升的路径，并结合深度访谈的文本材料诠释路径间的机制。2023年4月5日至4月12日、2023年7月1日至7月4日，调研团队先后深入广西景华村与贵州千户苗寨进行深度访谈。共访谈样本数为65个，其中居民55名、游客10名，共收集约19万字访谈文本。利用访谈资料深入分析路径间的影响关系与运行原因。

2.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提升民族认同感的路径分析

2.1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的层次结构分析

采用内容分析方法，通过多阶段编码提炼核心概念，将访谈中提取的属性价值、结果价值和目标价值要素分配与组合，形成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层次结构。首先进行独立编码，接着共同对比编码结果与处理，对争议较大的概念，咨询第三方专家意见后进行适当修订和删减。由于编码分析的内容较多，受篇幅所限，仅列举具体属性的编码过程(表 2)。第一阶段编码，将每一位受访者的回答汇总，归纳其中本质要素，提炼出抽象的概念；第二阶段编码，对上述概念继续进行归纳，建构出更高层次的概念；第三阶段编码，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概念化的建构，直至归纳出最核心的影响因素。编码分析时，统计每个概念的提及次数，比较其重要程度。

表  2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具体属性编码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n specific attribute coding of tourism value in ethnic villages

受访者	第一阶段编码	第二阶段编码	第三阶段编码
1	古民居(1)、防御工程(1)、民族雕刻(1)、特色美食(2)、寺庙(1)、民族刺绣品(1)、民族工艺品(1)、田园风光(1)、山地景观(1)、公共卫生设施(1)、交通设施(1)	古居(17)、红色遗址(1)、历史文物(1)、民族艺术品(7)、民族菜肴(68)、民族日用品(8)、民族服饰(19)、田园风光(11)、山岳风景(16)、基础设施(21)、休闲设施(9)、古道景观(12)、水系风景(5)、自然资源(1)、影视基地(1)、住宿(1)、防御建筑(13)、宗教建筑(7)、生物景观(2)、服务设施(4)、民族纪念品(7)、自制猎枪(1)……	民族建筑(86) 特色节日(51) 民族物品(44) 自然风光(72) 民族佳肴(68) 民族活动(63) 历史文化(27)
2	休闲娱乐设施(1)、交通设施(4)、古建筑(1)、特色美食(2)、民族刺绣品(2)、溪流风光(1)
	……
34	山水风光(1)、演出设施(1)、特色美食(2)、特色活动(1)、特产(2)、公共卫生设施(1)
注：括号标注的数字指某个编码结果出现的次数，代表受访者对该价值感知的提及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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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提升民族认同感的路径构建

基于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层次结构，设计硬式阶梯问卷。收集数据后，采用层次结构分析法构建问卷中属性至目标多个层次因素间关系。第一步，建立一个汇总所有因素的关联矩阵：CA1-CA5，AA1-AA6，FC1-FC11，AC1-AC18，IV1-IV11，TV1-TV13。矩阵中每个层次的概念用其英文缩写表示(如CA代表具体属性)，数字反映某个因素类别(行)引致另一个因素类别(列)的次数。因关键矩阵表格过多，仅列举具体属性/抽象属性—功能结果的含义矩阵表格(表 3)。第二步，根据关联矩阵，构建旅游价值提升民族认同感的层次链接路径。调研团队选择合适的临界点来确定哪些主要关系需要呈现在层次关系中。考虑到属性层中受访者总提及次数多达632次，选取达到因素关系数的1%以上(632×1%≈6)的概念保留在层次链中。第三步，基于以上临界点，将所有关系多余的概念剔除后，依照摆放层次与箭头粗细的差异，形成旅游价值视角下民族认同感提升的路径图(图 1)。

表  3  具体属性/抽象属性—功能结果关联矩阵

Table  3.  Incidence matrix of concrete attribute / abstract attribute to function result

	CA1	CA2	CA3	CA4	CA5	AA1	AA2	AA3	AA4	AA5	AA6
FC1	1	1	1			1	1				1
FC2	1		1	1
FC3								1
FC4				1
FC5	1	1	1								1
FC6	1	1	1			1	1			1	1
FC7	1						1				1
FC8									1
FC9		1	1			1	1			1	1
FC10
FC11							1			1
注：表格中的数字1表示已符合临界点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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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旅游价值视角下民族认同感提升的关系

Figure  1.  Relationship for enhancing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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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提升民族认同感的路径诠释

关系图(图 1)呈现了旅游价值视角下民族认同感提升的各个层次。因路径关系较多，凝练核心路径并结合景华村与千户苗寨等访谈内容，构建旅游价值提升民族认同感的理论路径(图 2)，对路径进行深度诠释。

图  2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提升民族认同感的路径

Figure  2.  The path to enhancing ethnic identity by the tourism value of ethnic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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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民族认同的发端：对民族符号的应激认知

富有特色的古民居和民族物件、异域风味的民族美食、本土风情的民族活动等构成了旅游价值的具体属性与抽象属性，也成为旅游地群体共享的物质文化符号。对于族群成员而言，这类符号既是可见的又是独一无二的，以一种具体的、容易感知的方式来传达抽象的意识形态原则，从而迅速在群体的所有阶层中激起知觉反应。当居民与游客对这类共同物质文化符号的知觉形成与加深时，旅游地的集体性自我逐渐得到建构。建筑文化、庆典习俗、服饰风尚等形式将古老的传承信仰和民众对祖地及先辈的承诺详细精致地阐述出来，并使其成为可被游客感知的认同载体。

2.3.2   民族认同的初塑：互动情境中的探索

民族古寨的景观、美食、氛围是各时期民俗生活与生产文化的有机结合，构建民族生命力、创造力与凝聚力的物质与精神家园，居民与旅游者的民族认知在这种融合的文化情境中得以塑造并持续加深。图 1第二层功能结果的视觉、味觉、文化多重感知，实则是一种透过体验的探索，在不断感知与学习中逐渐理解自己与对方族群身份的意义。正如千户苗寨村民江先生所言，“苗绣是苗族民间的手工刺绣工艺，它一般以母传女的形式传承……是我们对自然界万物、自然生态生活的绣绘”。随着居民对自身文化的不断探索，物—人—地关系的集体感逐渐得到塑造。游客黄女士也谈到，“旅游时在民宿和村民一起酿油豆腐吃，学到了制作油豆腐的配方，体验一群人在一起动手的快乐和喜悦……通过这些交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旅游者与居民在旅游情境互动中强化了族际心理的链接，增进了亲近感和一体感。

2.3.3   民族认同的深化：深度涉入中的共情

随着体验的不断深入，旅游情境下居民和旅游者的交流交融也在不断深化，旅游者与居民均获得重新审视自我与族群身份的机会，互相建立共同的情感联系。图 1第三层的心理结果中民族敬仰感的涌现，折射出居民精心生产的服饰文化、节庆文化等对旅游者产生价值吸引，进一步让旅游者感受民族团体的信仰活力，也激发居民对宝贵文化遗产的传承信念。如千户苗寨村民杨女士介绍，“苗服裙子分为24个飘带，代表农耕民族24节气，5个带子接起来代表经历5次大迁徙……做成花鸟鱼虫代表对自然事物的尊崇，对祖先的缅怀……因为游客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爱，我们感到自己的家乡受到了外界的认可和关注”。旅游业的发展给居民带来更多机会深度参与生产与展示本族特色文化，激励居民发自内心地热爱与传承民族文化，而居民的认同让旅游者更深入地体验千年不衰的民族智慧。在深入的族际交融中，民族同胞与旅游者在世俗和仪式、传统与当下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对话，共同的情感开始生成、内化与凝聚。

2.3.4   民族认同的内化：全心投入中的承诺

共情状态下民族认同感逐渐内化于更清晰的归属感与传承感，外化于全心投入的承诺性行为。千户苗寨以吃新节、牯藏节等为重要推手，全心投入举办盛大的纪念盘王、庆祝丰收等活动，展现本民族神话、历史、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等，保持并发扬了自身的传统传承信念。当少数民族特色资源的人、情、文化勾起旅游者的乡愁与怀旧感，也激发居民对本族血脉和文化的重视，发自内心地承认族际平等地位。蒙洞古村村民李先生表示，“歌圩节中乡亲们唱出来的原创的壮乡歌谣……这是优良传统文化……敬畏先祖精神，感叹他们的伟大和付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传承”。千户苗寨居民罗女士也表示，“西江的民族传统习俗(牯藏节)传承到我们这一辈让我很自豪，我们一定要把苗族的传统文化发扬”。浓郁的活动氛围推动游客沉浸于千年延续的民族道德与智慧中。游客聂女士在访谈中指出，“参加了壮族一年一度的春耕节……感受壮族文化魅力……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一家，多学习多探索不同的民族文化也有利于传承和发扬”。旅游者对本族同胞历经千年延续共同文化的敬仰之情，转化为深刻的传承意识和精神动力，在充满活力的文化共享仪式中一次次强化并升华为坚定的承诺感。

2.3.5   民族认同的凝聚：高度荣耀的文化同源归因

随着民族认同感逐渐凝聚，村寨居民发自内心地承诺本地文化的保存、发展与弘扬，民族文明的历史基因、民族凝聚不散的历史密码让民族荣耀感得以涌现。旅游者通过超越时空的情感体验，唤醒集体记忆，引发情感共鸣，在当地文化叙事的精神洗礼中形成价值认同与凝聚。居民与旅游者双方在参与互动中实现了历史传统的延续与分享，经由这种同源文化循环往复的互动，激发双方深入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身份问题，巩固与强化了民族认同。千户苗寨居民陈女士认为，“黄牛肉是我们苗族人常吃的美食之一……是祖辈留给我们的宝藏美食……每一件银饰都代表了我们的身份，承载着苗族人民的文化和情感”。陈女士的话语中视家乡美食与服饰为饮食文化基因，以此构建人—祖先的身份渊源与联系，进一步升华为民族自豪感。游客黄女士有感而发：“看着他们穿着瑶寨的服饰，为我们展示瑶族文化，让我感受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是一代代人的相传。”“瑶族人对祖先的感恩之心和对丰收寄予美好愿望……他们不懈地奋斗，保卫家人，才换来今天的生活……我们要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蒙洞古村扶贫办李先生为“壮锦刺绣融会了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不输于任何高端艺术作品”而由衷感叹，“我是中华子孙，我非常爱国，为中华民族感到强烈的认同和自豪”。旅游情境中双方更深切地形成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同源思考结论。对所属民族共同体的归属与情感依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荣耀性认同，最终升华至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精神。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手段目标链理论为指导，结合软式阶梯法与硬式阶梯法，多次深入广东千年瑶寨和蒙洞古村、广西景华村、贵州千户苗寨调研，采用内容分析法与层次结构分析法提炼民族村寨旅游价值提升民族认同感的路径为认知—探索—共情—承诺—文化同源归因。路径的形成机制具体如下：

(1) 民族旅游资源的有机结合是民族认同意识成长的基础。旅游价值体系基层的古建筑等原始资源是民族文化的外显化身，通过时空的保存与展示，民族风格与精神得以具现、成形与彰显。然而，单纯的民族建筑风格过于静态化，需要通过风味美食、特色节庆等色彩与味觉冲击让旅游者形成文化记忆，成为民族认同意识萌芽的基础。本观点验证了前人评估旅游价值的感知效用观点^[2-3]，更进一步揭示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而需有机整合起来引发民族认同意识的多条动态关系。对此可以追根溯源定位属性层的核心价值至民族认同意识的生产路径，通过旅游价值的高质量整合，更清晰了解民族认同从建构到凝聚的具体脉络。

(2) 文化共享活动生产的情感共鸣是民族认同感凝聚的内生动力。位于路径中端的集体共情是以节事工艺等文化共享活动为载体生成的。在文化共享活动中，民族村寨的居民和旅游者互惠合作的情感共鸣被激发时，群体意识引发并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反过来也固化了村寨的群体意识。二者在叠加与重合的过程中，抑制了因地缘、家族与种族等不同而可能出现的分裂，重塑了当地的民族团结感。结论巩固了流动视角、文化自洽视角下各族群交流交往交融实现族群意识凝聚的观点，并进一步强调旅游作用下族群地域种族优势得到重塑，通过多维交流实现情感共享、文化共识与心理交融等多维价值共创，赋能族群认同感的建构与凝聚。据此，民族村寨开发时需要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精神的有效融合。激励少数民族居民继续增强民族自信，在歌相通、心相印、梦相连中盘活文化共享活动，激励旅游者学习和弘扬少数民族千年来振兴中华文化的精神，合力讲好民族精神振兴故事。

(3) 身份重构作用下的荣耀性情感是民族认同感融合的最终目标。位于体系终端的民族自豪感等荣耀性情感，印证了以往研究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认知形成—认可产生—认同建立—身份重构”的共同体意识升华历程^[24]。旅游业发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出多种文化(饮食、节庆、演艺等)情境，是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形成民族认知的基石。随着体验逐渐深入，旅游者和当地居民逐渐摆脱日常社会的身份地位，以认同的心态全身心投入族际思想时空交融情景中。研究进一步发现，当认同感达到高峰时，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起民族归属感，完成更高级的社会型自我身份重构，也是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民族同胞感、民族荣耀感被正式唤醒并成功融入民族文化共同圈的终极体现。

研究探讨了民族村寨旅游价值提升民族认同感的路径，通过清晰的动态路径透视民族认同感萌芽、强化、凝聚的深刻原理，以期为旅游业驱动民族地区振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识别的清晰演变规律。但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民族村寨的旅游价值与民族认同路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定性抽样采用逻辑抽样法，样本中旅游者与居民的比例较均衡；但定量样本中居民比例偏少，且没有考虑样本的性别、年龄等对路径的影响，以上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