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izenization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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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文章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来测算和分析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以为城市群市民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总体较低，而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综合市民化水平高于二线城市。在经济维度和身份维度，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高于二线城市；在家庭维度和社会维度，二线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高于一线城市。(2)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出生在1980年后、受过高等教育、来自广东省内、已婚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高于相应对照组；男性的经济市民化水平高于女性，但家庭市民化水平低于女性；外出时间越长，流动人口的身份市民化水平越高，但社会、家庭市民化水平越低；拥有耕地和宅基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相对较低。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citizenization level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citizenization polici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citizenization level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first-tier citie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second-tier cities. In terms of economy and identity, the citizenization level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first-tier ci-tie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second-tier cities, but in terms of family and society, the citizenization level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econd-tier citie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first-tier cities. (2) The citizenization level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e citizenization level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ho were born after 1980, with higher education, from within the province and married,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economic citizenization of mal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s, but the level of family citizeniza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females. The longer the time they spent outside the cit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itizeniz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but the lower the level of social and family citizenization. Owning farmland and homestead reduces the citizenization level of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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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3.76亿人，占总人口的26.6%，10年间增长了将近70%。与此同时，流动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中的城市群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流动人口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市民化水平总体上依然较低，而且存在被社会边缘化[1]、“流而不居”[2]等一系列问题。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受城市间的异质性影响[3]，特别是大城市高昂的房价，使流动人口在当地购房，实现家庭团聚越来越难[4]；中、小城市中的房价虽然较低，但存在工资水平较低、工作机会相对较少等问题。因此，不同规模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特征和需求不尽相同。在城市群成为中国人口重要流入地的今天，如何全面刻画城市群内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剖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因城施策、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促进城市群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关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在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测度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多从微观角度出发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5]、等权重法[6]、专家打分[7]和单指标代表法[8]等方法赋权并计算市民化水平。如通过熵值法从就业、生活方式、社会保障和自身身份4个维度测算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5]；通过专家法从经济生活、居住条件、政治参与、社会关系和心理认知5个维度来测算上海市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9]；通过算术平均分配法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居住状况和收入5个维度来计算全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10]。到目前为止，虽然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来测算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但还未形成统一的测算指标体系。
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个体特征、代际关系、制度和城市等因素对市民化水平的影响。首先，女性、已婚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普遍高于男性、未婚的流动人口[11]，代际流动人口市民化存在差异，新生代流动人口更愿意在迁入地构建社交网络来促进社会融合，从而更能适应城市生活，市民化水平相对较高[12-14]。其次，土地制度也对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产生影响。已有研究[15-16]发现半数流动人口愿意为城市户口放弃老家土地权，并且在放弃老家土地权上存在个体差异性，如果减少农村土地流转的阻碍，会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再者，朱健等[17]从宏观尺度探讨了城市区位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发现沿海省份和直辖市拥有市民化的区位优势；刘锐和曹广忠[18]的实证研究表明高昂的市民化成本、产业人口与落户要求不匹配是阻碍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虽然目前关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第一，近年来流动人口出现家庭化迁移的新趋势[19-20]。家庭化迁移是流动人口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指标之一[21]，但以往的研究在测算市民化水平过程中，很少涉及到家庭维度的市民化。而且，对不同维度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也相对较少[10]。第二，不同规模的城市由于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难度不同，但鲜有研究关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差异。第三，城市群是中国目前与未来人口迁入与市民化的主战场，但是重点关注特定城市群内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研究较少。珠三角城市群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流动人口数量快速上升，规模巨大的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诉求也较迫切。因此，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案例，利用多维指标体系测算不同规模城市的流动人口在经济、家庭、社会和身份4个维度上的市民化水平，构建OLS回归模型来分析各维度的市民化水平背后的影响因素，力求更全面地测算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并给中国城市群内各城市实施差异化的市民化政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联合课题组2017年5—7月在珠三角城市群中的6个核心城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珠海市，图 1)进行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项目。依据第一财经发布的《2017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本文将深圳市和广州市划分为一线城市，将东莞、佛山、中山、珠海市划分为二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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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区位图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审图号: GS(2019)3266号)制作，底图无修改。Figure 1. Research location map依据相关调研流程与实地情况制定调研方案，采取分层抽样、随机抽样和滚雪球等方法，分发2 450份半结构化、访谈式的问卷进行调研，共收回问卷2 416份。剔除部分数据不全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 358份，其中一线城市问卷为902份，二线城市问卷为1 456份。
本文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和OLS回归模型分析数据。同时，为了补充和丰富定量数据的结果，进行深入访谈。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这些样本也包含在回归分析中。在不同类型的受访者中，通过分层抽样选取15名受访者，利用电话回访进行会话式的深度访谈。本文重点研究市民化的相关问题，包括工作经历、家庭情况和学历水平等。
本次调研样本描述性分析如表 1所示，被访者主要集中在21~5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4.59岁，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0.64年。农村户籍、男性、出生在1980年后的受访者相对较多；个人年收入为3~6万元的受访者占比最高；在调研城市中，深圳市受访者的平均收入最高；初、高中受访者比例最高。本次调查样本基本特征与以往对中国流动人口调查项目所获数据特征相似，调研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1 流动人口基本特征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城市 受访者人数/人 平均年龄 平均受教育时间/年 户籍占比/% 受访者占比/% 农村 城镇 女性 男性 东莞市 499 36.32 9.56 87.17 12.83 41.48 58.52 佛山市 384 34.15 9.99 83.85 16.15 48.18 51.82 广州市 560 34.81 11.35 76.25 23.75 43.57 56.43 深圳市 363 32.97 12.00 76.31 23.69 46.01 53.99 中山市 317 33.22 10.36 79.50 20.50 50.79 49.21 珠海市 293 35.30 10.60 78.16 21.84 49.83 50.17 合计 2 416 34.59 10.64 80.38 19.62 45.94 54.06 1.2 市民化水平指标选取与赋值
1.2.1 概念界定与指标选取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流动人口从农民转变为市民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具体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市民化等方面，其核心理念是流动人口在所在的城市中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公共服务[22-23]。总体而言，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复杂过程，既包括流动人口生产方式、户籍身份的转变，也包括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转化与重构[24-25]。参考前人研究[4-5, 12]，本文构建经济、家庭、社会、身份4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指标体系，利用问卷中的11个问题作为二级指标来测算市民化水平。
(1) 经济市民化。流动人口实现市民化首先意味着其迁往城市并从事非农活动，实现职业的转变，并获得支撑其在城市生活的收入。经济收入是流动人口外出工作的主要诉求，良好的经济收入是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重要保障[10]。不同职业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性[26]，高收入的职业意味着流动人口拥有更高的城市生活水平。与此同时，签订劳动合同意味着流动人口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27]。因此，采用个人年收入(1：小于等于3万元；2：3~6万元；3：6~10万元；4：大于10万元)、职业(1：非技能或低技能性务工人员；2：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3：专业技术人员)和劳动合同(0：无；1：有)3个二级指标来衡量流动人口在经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
(2) 家庭市民化。家庭成员集聚在一个城市中能更好地在当地构建社会网络，融入当地城市，同城居住家人比重是衡量家庭市民化的重要指标[28-29]。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产权房是“家”的重要表征[30]，是其最终实现家庭城市团聚的重要保障[31-32]。而且，拥有产权房也意味着流动人口家庭有了在城市扎根的基础，而不再仅仅是城市的“过客”。同时，产权房往往也与一个地方学位、当地户口等城市家庭能获得的服务与福利相挂钩。因此，采用同城居住家人比(1：小于等于25%；2：25%~50%；3：50%~75%；4：75%~100%)和在迁入地是否拥有住房(1：无房；2：拥有产权房)2个二级指标来衡量流动人口家庭维度的市民化水平。
(3) 社会市民化。社会交往频率可以从侧面反映流动人口是否能够很好地融入迁入地社会。与本地人交往能够形成社会认同和依恋，重构其社会网络，增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度[33-34]。掌握方言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流，增强其归属感[35]。城市认可度是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的主观判断，良好的城市认可度意味着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意愿较强。因此，采用社会交往频率(1：基本没有；2：不太经常；3：一般；4：比较经常；5：经常)、方言掌握程度(1：听不懂；2：听懂一点点；3：能听懂，但不会说；4：会说)和城市认可度(1：感觉被排斥；2：没感觉；3：喜欢)3个二级指标来衡量流动人口社会维度的市民化水平。
(4) 身份市民化。户籍制度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障碍[36-37]，拥有城市户籍能享受城市福利待遇，是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表征。落户条件的满足是流动人口实现市民化的门槛，满足落户条件意味着能够拥有本地城市户籍。留城意愿则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心理表征，产生留城意愿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前提。因此，采用户籍(1：农村；2：城镇)、留城意愿(0：否；1：是)和是否满足城市落户条件(0：否；1：是)3个二级指标来衡量流动人口身份维度的市民化水平。
1.2.2 赋值和测算方法
流动人口不同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指标被设置为因变量。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5, 10]，本文对4个维度指标进行均等赋权值，二级指标采用熵权法赋权值。本文中市民化水平评价采用100分制，值越大，表明市民化水平越高。
1.3 市民化水平影响因素与计算方法
1.3.1 变量选择
在前人的基础[11-18]之上，结合本文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城市规模与基础设施因素、个体特征与流迁经历因素、迁出地耕地与宅基地因素。参考已有研究[5, 10]，在影响因素中设置自变量。其中，城市规模与基础设施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医疗便利度和上班通勤时间；个体特征与流迁经历因素包括性别、出生年份、婚姻、学历、外出时长和流动范围；宅基地因素包括耕地拥有情况和宅基地拥有情况(表 2)。随后，使用OLS回归模型探讨表 2中11个自变量对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影响。
表 2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影响因素 自变量 分类 均值 标准差 城市规模与基础设施 城市规模 1：二线城市；2：一线城市 1.38 0.486 医疗便利度 1：不便利；2：一般；3：便利 2.56 0.697 上班通勤时间 1：小于等于30分钟；2：大于30分钟 1.06 0.240 个体特征与流迁经历 性别 0：女；1：男 0.54 0.498 出生年份 0：1980年后；1：1980年及以前 0.35 0.478 婚姻 0：未婚；1：已婚 0.67 0.472 学历 0：大专以下；1：大专及以上 0.24 0.425 外出时长 0：小于等于10年；1：大于10年 0.49 0.500 流动范围 0：省外；1：省内 0.25 0.433 迁出地耕地与宅基地 耕地拥有情况 0：否；1：是 0.67 0.472 宅基地拥有情况 0：否；1：是 0.88 0.330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OLS回归方法，对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Y=β0+n∑i=1βiXi+εi, (1) 其中，Y为城市市民化水平得分，β0为截距，n为影响因素的个数，β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斜率，X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值，εi为误差项。
2. 结果与分析
2.1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特征
熵值法赋权后计算的结果(表 3)表明：(1)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总体情况的得分为29.45，市民化水平总体不高。(2)从不同维度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来看，在经济维度的得分较低，只有29.54，流动人口在迁入地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保障。在社会维度的得分为25.31，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程度依然较低。在家庭维度的得分为35.91，具体体现在其家庭同城化程度不高，大部分流动人口家庭在迁入城市没有自己的房子。在身份维度的得分仅有27.06，主要体现在流动农业人口占比高和大部分流动人口不满足落户条件2个方面。(3)从不同规模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差异来看，一线城市的得分较高，为30.05；二线城市略低，为29.09。其中，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在经济、身份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得分分别为31.85、28.35，高于二线城市的28.11和26.26。二线城市流动人口在家庭、社会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得分高于一线城市。
表 3 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Table 3. Citizenization level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urban types城市规模 综合市民化 经济市民化 家庭市民化 社会市民化 身份市民化 一线城市 30.05 31.85 35.03 24.97 28.35 二线城市 29.09 28.11 36.45 25.53 26.26 合计 29.45 29.54 35.91 25.31 27.06 注：综合市民化为综合各维度的市民化水平；经济、家庭、社会、身份市民化为在经济、家庭、社会、身份维度的市民化水平。 2.2 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影响因素
在进行OLS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VIF值均小于1.5，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可以进行OLS回归分析。在流动人口各维度的市民化水平OLS回归分析结果(表 4)中，多个自变量对不同维度的市民化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综合维度、经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的OLS方程拟合度(R2)分别为0.369、0.308, 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下面给出OLS回归结果的详细表述。
表 4 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OLS回归分析结果Table 4. OLS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of citizenization levels of floating population自变量 综合市民化 经济市民化 家庭市民化 社会市民化 身份市民化 城市规模 0.624** 1.239*** -1.876*** -1.612*** 0.249 医疗便利度 0.422** 0.363 0.119 0.825*** 0.384 上班通勤时间 4.149*** 3.497*** 5.515*** 2.413*** 5.170*** 性别 -0.056 0.508* -1.150*** -0.287 0.706* 出生年份 -0.966*** -2.548*** -0.351 -1.121** 0.155 婚姻 1.544*** 0.487 3.777*** -0.170 2.082*** 学历 6.388*** 11.953*** 2.287*** 2.815*** 8.495*** 外出时长 -2.144*** -1.464*** -2.995*** -2.282*** -1.833*** 流动范围 3.245*** 0.231 2.637*** 9.479*** 0.635 耕地拥有情况 -2.255*** -0.903** -1.100** -1.785*** -5.231*** 宅基地拥有情况 -3.811*** -2.835*** -2.689*** -0.912 -8.807*** 常数 26.744*** 21.815*** 33.476*** 22.512*** 29.173*** R2 0.369 0.308 0.143 0.238 0.310 样本量(N) 2 358 2 358 2 358 2 358 2 358 自由度 11 11 11 11 11 注：综合市民化为综合各维度的市民化水平；经济、家庭、社会、身份市民化为在经济、家庭、社会、身份维度的市民化水平；***、**、*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 2.2.1 城市规模与基础设施
(1) 城市规模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平均收入水平和就业质量优于二线城市。较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设施使得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在经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更高，身份认同感也更强。(2)城市规模越大，家庭维度的市民化水平越低。珠三角二线城市定居的门槛相对较低，收入普遍比家乡高，房价远低于一线城市，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当地流动人口可以更多兼顾工作与家庭，家庭同城化水平也更高[31, 38]。根据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12月份珠三角城市群房价数据[39]，深圳、广州市的平均房价与城镇职工月收入的比值为6.84，4.90；而珠海、东莞、佛山、中山市则为3.34、2.53、2.17、2.01。一线城市的购房压力远大于二线城市，本次调研的受访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福田房价这么高，没有家里帮忙付首付，一般的工薪阶层根本就买不起房，我们学校就有一些外地来的男老师买不起房，跳槽到其他城市了”(深圳，女，27岁)。而且，城市规模与社会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呈负相关，可能是因为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更大，人员流动更频繁，当地流动人口工作时间可能更长，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率相对较少，社会融入程度低；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交往的频率更频繁，城市归属感更强[40]，社会融入程度更高，其社会维度的市民化水平也更高。因此，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在社会维度和家庭维度的市民化水平高于一线城市。(3)城市医疗越便利，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越高。医疗条件是衡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流动人口最为关注的因素之一，良好的医疗条件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4)上班通勤时间对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有显著影响，上班车程大于30分钟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比对照组高。具体表现为：很多上班通勤时间较短的流动人口没有自己的房产，居住在员工宿舍或城中村中，这种流动人口收入普遍较少，社会融入性差。而通勤时间相对较长的流动人口一般是居住在其自有住房中，这个群体的工资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2.2.2 个体特征与流迁经历
个体特征与流迁经历因素中，多个变量对流动人口经济维度和家庭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有显著影响。由表 4可知，在经济、身份维度的市民化水平上，男性比女性高，在家庭维度则相反。女性在收入和职业上总体处于劣势地位，而在家庭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方面则相对较高，在迁移过程中，女性会更多地考虑家庭因素，随迁女性多是跟随丈夫一起迁移。已婚流动人口更倾向举家迁移，也更需要在迁入地购置房产，其家庭维度的市民化水平也更高。学历与所有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受到的阻力较小[41]。“我本科学电子信息工程的，在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厂里做工程师，收入不错，工作挺稳定的，朋友都在这边，算是一个新深圳人吧”(男，深圳，28岁)。
从个体年龄和外出时长看，年龄对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市民化水平都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受访者中，1980年以前出生且还没能在本地城市落户的流动人口，一般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这个群体在职业技能、语言能力和社会交往上总体弱于1980年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外出时长对于身份、社会、家庭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有显著影响，外出时间较长的流动人口在身份维度的市民化水平相对更高，在迁入地留城意愿也更强[5]。与此同时，长时间外出打工而且没有在迁入地落户的人群，其职业技能、经济条件往往相对较弱，城市社会融入程度也较低，而且，其家庭维度的市民化也相对较低，具体表现为难以在迁入地购房，将家人接到同一个城市生活[42]。
迁出地为广东省内的流动人口，其各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均高于来自广东省外的流动人口。广东省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流动人口迁出地环境与迁入地越接近，在社会网络上与迁入地的联系越紧密，在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上更接近于“本地人”，更容易实现迁入地的职业基础、社会关系和网络的重建。而来自广东省外的流动人口情况与之相反，“我普通话和广州话都讲不好，在这边本地朋友不多；生活也不习惯，广东又这么湿热，以后干不动了肯定要回湖南老家养老”(东莞，男，61岁)。因此，广东省内的流动人口在身份、经济、社会、家庭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均高于来自广东省外的流动人口。
2.2.3 迁出地耕地与宅基地
拥有土地和宅基地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相对较低。一方面，拥有土地和宅基地的流动人口大多为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相比，这个群体经济水平、城市社会融合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耕地作为流动人口返乡生活的保障，增加了流动人口返乡的动力，客观上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和行动[43-44]；宅基地通过成本效应和收入效应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45]。“我老家有耕地、宅基地，在东莞给人拉货主要是为了小孩读书，也多攒点钱翻新家里房子，等哪天不想干了，就打算回老家养老”(东莞，男，52岁)。土地和宅基地强化了流动人口与老家的联系，能够为流动人口返回老家提供退路和保障[46]，提高了其回流的可能性。对于打算回流的流动人口，其在迁入城市购房、将家人接到迁入城市的可能性也更低。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六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不同规模城市的流动人口在经济、家庭、社会和身份4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并构建OLS回归模型讨论各维度的市民化水平背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总体偏低，其在经济、家庭、社会、身份维度方面都存在较强的市民化诉求。(2)从城市规模因素来看，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在经济、身份维度的市民化水平高于二线城市，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家庭、社会维度的市民化水平高于一线城市。(3)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受到个体特征与流迁经历、耕地与宅基地因素的多个变量的共同影响。出生在1980年后、已婚、受过高等教育、来自广东省内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对照组，男性在经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高于女性，但男性在家庭维度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女性；外出时间越长，流动人口在身份维度的市民化水平越高，但在社会、家庭维度的市民化水平越低；拥有耕地和宅基地的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相对较低。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为了珠三角及其他城市群更好地完成流动人口市民化，下面给出若干建议：
(1)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首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高薪岗位；增加对流动人口的职业引导与岗位培训，提高其就业技能。第二，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建立以保险、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福利为基础的保障系统，提高社保覆盖率；提高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度，扩大其参与社区事务的渠道。第三，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社会公平，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的市民化水平。
(2)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健全流动人口土地和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合理的土地制度，为流动人口流转农村土地资产、在迁入地购置房产、实现积分入户提供重要渠道[47-48]。建议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使流动人口摆脱农村土地的经济依赖，让市民化意愿比较强的流动人口可利用老家土地的产权换取在迁入地城市市民化的资本或入户指标。
(3) 各城市应根据本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诉求，制定不同的市民化政策。第一，在一线城市增加更多廉租房、公租房及共有产权房的供给，更好地保障当地流动人口“居者有其所”。第二，增加一些社会交往的场所，以社区为单位举办文体活动，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第三，珠三角二线城市的土地资源相对宽松，流动人口实现家庭化迁移难度相对较小。家庭化迁移有利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团聚，解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49-50]。可以进一步放宽二线城市落户政策，在二线城市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流动人口收入，并配套相关住房、医疗和教育设施，引导流动人口向二线城市转移，从而缓解一线城市的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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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区位图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审图号: GS(2019)3266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ure 1. Research location map
表 1 流动人口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城市 受访者人数/人 平均年龄 平均受教育时间/年 户籍占比/% 受访者占比/% 农村 城镇 女性 男性 东莞市 499 36.32 9.56 87.17 12.83 41.48 58.52 佛山市 384 34.15 9.99 83.85 16.15 48.18 51.82 广州市 560 34.81 11.35 76.25 23.75 43.57 56.43 深圳市 363 32.97 12.00 76.31 23.69 46.01 53.99 中山市 317 33.22 10.36 79.50 20.50 50.79 49.21 珠海市 293 35.30 10.60 78.16 21.84 49.83 50.17 合计 2 416 34.59 10.64 80.38 19.62 45.94 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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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影响因素 自变量 分类 均值 标准差 城市规模与基础设施 城市规模 1：二线城市；2：一线城市 1.38 0.486 医疗便利度 1：不便利；2：一般；3：便利 2.56 0.697 上班通勤时间 1：小于等于30分钟；2：大于30分钟 1.06 0.240 个体特征与流迁经历 性别 0：女；1：男 0.54 0.498 出生年份 0：1980年后；1：1980年及以前 0.35 0.478 婚姻 0：未婚；1：已婚 0.67 0.472 学历 0：大专以下；1：大专及以上 0.24 0.425 外出时长 0：小于等于10年；1：大于10年 0.49 0.500 流动范围 0：省外；1：省内 0.25 0.433 迁出地耕地与宅基地 耕地拥有情况 0：否；1：是 0.67 0.472 宅基地拥有情况 0：否；1：是 0.88 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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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
Table 3 Citizenization level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urban types
城市规模 综合市民化 经济市民化 家庭市民化 社会市民化 身份市民化 一线城市 30.05 31.85 35.03 24.97 28.35 二线城市 29.09 28.11 36.45 25.53 26.26 合计 29.45 29.54 35.91 25.31 27.06 注：综合市民化为综合各维度的市民化水平；经济、家庭、社会、身份市民化为在经济、家庭、社会、身份维度的市民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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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OLS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OLS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of citizenization level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自变量 综合市民化 经济市民化 家庭市民化 社会市民化 身份市民化 城市规模 0.624** 1.239*** -1.876*** -1.612*** 0.249 医疗便利度 0.422** 0.363 0.119 0.825*** 0.384 上班通勤时间 4.149*** 3.497*** 5.515*** 2.413*** 5.170*** 性别 -0.056 0.508* -1.150*** -0.287 0.706* 出生年份 -0.966*** -2.548*** -0.351 -1.121** 0.155 婚姻 1.544*** 0.487 3.777*** -0.170 2.082*** 学历 6.388*** 11.953*** 2.287*** 2.815*** 8.495*** 外出时长 -2.144*** -1.464*** -2.995*** -2.282*** -1.833*** 流动范围 3.245*** 0.231 2.637*** 9.479*** 0.635 耕地拥有情况 -2.255*** -0.903** -1.100** -1.785*** -5.231*** 宅基地拥有情况 -3.811*** -2.835*** -2.689*** -0.912 -8.807*** 常数 26.744*** 21.815*** 33.476*** 22.512*** 29.173*** R2 0.369 0.308 0.143 0.238 0.310 样本量(N) 2 358 2 358 2 358 2 358 2 358 自由度 11 11 11 11 11 注：综合市民化为综合各维度的市民化水平；经济、家庭、社会、身份市民化为在经济、家庭、社会、身份维度的市民化水平；***、**、*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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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LINGER D J. Citizenship issues in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comparisons with Germany and Japan[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99, 114(3): 455-478. doi: 10.2307/2658206
[2] YUE Z, LI S, FELDMAN M W, et al. Floating choices: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ention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0, 42(3): 545-562. doi: 10.1068/a42161
[3] LIU Y, LI Z, BREITUNG W. The social networks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ized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2, 36(1): 192-200. doi: 10.1016/j.habitatint.2011.08.008
[4] 谷莎菲, 白萌. 城市规模等级对农民工核心家庭团聚状况的影响[J]. 城市问题, 2018, 37(5): 92-103. [5] 林李月, 朱宇, 柯文前. 城镇化进程中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J]. 人文地理, 2021, 36(1): 125-134. LIN L Y, ZHU Y, KE W Q. The citizenization level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J]. Human Geography, 2021, 36(1): 125-134.
[6] 张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 2011, 35(6): 100-109. ZHANG F.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itizenization of new generation rural migrant workers[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1, 35(6): 100-109.
[7] 魏后凯, 苏红键.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27(5): 21-29;126. WEI H K, SU H J. Research on degree of citizeniz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3, 27(5): 21-29;126.
[8] 梅建明, 袁玉洁.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3 375份农民工调研数据[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1): 68-77. [9] 王桂新, 沈建法, 刘建波.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08, 14(1): 3-23. doi: 10.3969/j.issn.1674-1668.2008.01.002 WANG G X, SHEN J F, LIU J B.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 migrants dur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14(1): 3-23. doi: 10.3969/j.issn.1674-1668.2008.01.002
[10] 苏丽锋. 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7, 31(2): 12-24;126. SU L F. A study on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itizen's level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7, 31(2): 12-24;126.
[11] DANG Y, CHEN Y, DONG G.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migra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 the importance of city-scale contextual effects[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9, 25(8): 1-12.
[12] LIU T, WANG J. Bringing city size in understanding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20, 26(4): 1-15.
[13] 刘传江, 程建林.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 2008, 32(5): 48-57. [14] 梁土坤. 适应转化: 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意涵[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2): 151-159. LIANG T K. Adaptation change: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popula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2): 151-159.
[15] 李勇辉, 刘南南, 李小琴. 农地流转、住房选择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J]. 经济地理, 2019, 39(11): 165-174. LI Y H, LIU N N, LI X Q. Farmland circulation, housing choice and peasant-workers' citizen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11): 165-174.
[16] 王瑞民, 陶然. "城市户口"还是土地保障: 流动人口户籍改革意愿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4): 19-28. WANG R M, TAO R. Urban Hukou or land security: a research on the migrants' intention of Hukou system reform[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 22(4): 19-28.
[17] 朱健, 陈湘满, 袁旭宏.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7, 37(1): 66-73. ZHU J, CHEN X M, YUAN X H. Dominant factor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from agriculture transfer population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 66-73.
[18] 刘锐, 曹广忠.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6): 748-755. LIU R, CAO G Z. Population size, distribution and factors impacting on citizeniz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6): 748-755.
[19] 林赛南, 梁奇, 李志刚, 等. "家庭式迁移"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以温州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7): 1640-1650. LIN S N, LIANG Q, LI Z G, et al. Family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China's medium-sized cit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7): 1640-1650.
[20] 杨成凤, 柏广言, 韩会然. 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2020, 29(6): 1136-1147. YANG C F, BAI G Y, HAN H R.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citi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Anhui Province[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0, 29(6): 1136-1147.
[21] FAN C, LI T. Split households, family migration and urban settlement: findings from China's 2015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survey[J]. Social Inclusion, 2020, 8(1): 252-263.
[22] 朱竑, 张博, 马凌.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议题与展望[J]. 地理科学, 2019, 39(1): 1-11. ZHU H, ZHANG B, MA L. A review of Chinese internal migration researc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topics and prospect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 1-11.
[23] 张广济, 陈满源. 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研究: 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发展态势[J]. 关东学刊, 2020(5): 173-179. [24] 时鹏, 余劲. 风险预期、市民化感知及农户认知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21, 43(7): 1387-1402. SHI P, YU J. Impact of risk expectation, citizenization perception, and farmers' cognition on the relocated rural households' homestead withdrawal[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7): 1387-1402.
[25] 宋仁登.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27-31. SONG R D. Citizenization of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1): 27-31.
[26] 刘于琪, 刘晔, 李志刚.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J]. 地理科学, 2014, 34(7): 780-787. LIU Y Q, LIU Y, LI Z G.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new migrants in China's large citie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7): 780-787.
[27] 杨菊华. 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5): 3-15. YANG J H. The effects of Hukou and development on earnings of different types of migrants[J]. Population Journal, 2011(5): 3-15.
[28] 扈新强, 赵玉峰. 从离散到聚合: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分析[J]. 人口研究, 2021, 45(4): 69-84. HU X Q, ZHANG Y F. From separation to reunion: an analysis of the familiza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J]. Popu-lation Research, 2021, 45(4): 69-84.
[29] WANG C, ZHANG C, NI J, et al. Family migration in China: do migrant children affect parental settlement intention?[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9, 47(2): 416-428.
[30] CHEN H, WANG X, LIU Y, et al. Migrants' choice of household split or reunion in China's urbanisation process: the effect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J]. Cities, 2020, 102(7): 1-11.
[31] 林赛南, 卢婷婷, 田明.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与住房选择分异研究——基于全国2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41(5): 95-102. LIN S N, LU T T, TIAN M. Family migration and housing tenure choice: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25 Chinese citi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5): 95-102.
[32] 林李月, 朱宇, 柯文前. 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J]. 地理科学, 2019, 39(9): 1464-1472. LIN L Y, ZHU Y, KE W Q. The impacts of housing conditions on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evidence from Fujian Provinc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9): 1464-1472.
[33] CHEN S, LIU Z. What determines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a?Economic incentives versus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 58(1): 42-50.
[34] HUANG X, LIU Y, XUE D, et al. The effects of social ties on rural-urban migrants' intention to settle in cities in China[J]. Cities, 2018, 83(12): 203-212.
[35] 王玉君.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 人口研究, 2013, 37(4): 19-32. WANG Y J.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findings from a twelve-city migrant survey[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3, 37(4): 19-32.
[36] 黄锟.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3): 76-81. HUANG K.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urban-rural dual institu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3): 76-81.
[37] 仝德, 曹志强, 曹广忠.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J]. 地理科学, 2022, 42(7): 1135-1145. TONG D, CAO Z Q, CAO G Z. Differe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rural-urban and urban-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2022, 42(7): 1135-1145.
[38] 孙林, 田明. 流动人口核心家庭的迁移模式分析——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J]. 人文地理, 2020, 35(5): 18-24;140. SUN L, TIAN M. Study on migration mode in nuclear fa-mily of migran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ife cycle theory[J]. Human Geography, 2020, 35(5): 18-24;140.
[39] 中国地产数据研究院. 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房价及房价涨幅一览![EB/OL]. (2018-02-01)[2023-02-01]. https://sjz.focus.cn/zixun/6693b-a2b3e6a3e6c.html. [40] 叶俊焘, 钱文荣. 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5): 64-74;157. YE J T, QIAN W R. Migration workers' urbanization wi-lling in different scale cities and path-selected for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6(5): 64-74;157.
[41] WANG Y, WANG Z, ZHOU C, et al. On the settlemen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of permanent settlement intention versus housing purchase actions[J]. Sustainability, 2020, 12(22): 1-20.
[42] 孙林, 田明. 流动人口核心家庭的迁移模式分析——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J]. 人文地理, 2020, 35(5): 18-24;140. SUN L, TIAN M. Study on migration mode in nuclear fami-ly of migran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ife cycle theory[J]. Human Geography, 2020, 35(5): 18-24;140.
[43] WANG Y, ZHU Z, WANG Z, et 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differences in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s—a regression analysi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J]. Land, 2021, 11(1): 1-19.
[44] HAO P, TANG S. Floating or settling down: the effect of rural landholdings on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5, 47(9): 1979-1999.
[45] GU H, LING Y, SHEN T, et al. How does rural homestead influence the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0, 105(11): 1-11.
[46] 黄忠华, 杜雪君. 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是否阻碍农民工市民化: 托达罗模型拓展和义乌市实证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14, 28(7): 31-38. HUANG Z H, DU X J. Does rural land intuitions impede rural migrant labors' citizenization: an application of Todaro model to Yiwu City[J]. China Land Science, 2014, 28(7): 31-38.
[47] 黄善林, 樊文静, 孙怡平. 农地依赖性、农地处置方式与市民化意愿的内在关系研究——基于川鄂苏黑四省调研数据[J]. 中国土地科学, 2019, 33(4): 25-33. HUANG S L, FAN W J, SUN Y P. Study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farmland dependence, agricultural land alienation methods and the willingness of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Sichuan, Hubei, Jiangsu 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s[J]. China Land Science, 2019, 33(4): 25-33.
[48] 刘同山, 孔祥智. 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与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8): 73-80. LIU T S, KONG X Z. Family resource, personal endowment and the farmers' urban migration preferenc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8): 73-80.
[49] 宋旭光, 何佳佳. 家庭化迁移经历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 33(3): 92-102;128. SONG X G, HE J J. The impact of family migration experience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9, 33(3): 92-102;128.
[50] TANG S.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and household member arrangement among poor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the case of North Jiangsu[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20, 26(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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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类型引用(2)
1. 蔡艺娜，林李月，柯文前. 厦漳泉都市圈跨城通勤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角美镇跨城通勤者为例.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03): 45-53 . 
百度学术
2. 金丹，周婧楠，许尊. 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 2024(12): 34-44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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