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是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动员、凝聚和整合各个社会主体的重要载体。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重塑了民俗文化的空间载体与生存模式，导致基于特定民俗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意义逐渐式微。然而，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城市语境下，民俗文化被视为宝贵的地方文化资源，被重新纳入到城市发展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成为有效促进地方可持续发展并提升城市社区凝聚力的新动能。

学界围绕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做了诸多理论探讨，从多个维度梳理了现代社会中地方民俗文化的存在形式与发展问题。实际上，民俗文化并非是被动接受保护的过时之物，地方民俗文化正在被纳入到地方发展的话语中，并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1]。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城市社会中的民俗文化体系也在心理、社会、技术、组织和政治等多个维度上被持续重构。如何在新的城市空间重构民俗文化的功能与角色，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研究的热点话题。地方民俗文化的生产、消费、表征与认同有效促进了特定区域的景观塑造与文化建构，并与更宏大的城市、国家与全球性的社会进程紧密关联在一起。然而，民俗文化通过何种方式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动能仍需开展实证研究加以证明。

龙舟民俗是传统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岭南水乡社会关系网络的手段。近年来，在广州很多临江的城中村社区中，传统的扒龙舟民俗活动以及相关的文化实践使原有的社会网络被赋予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扒龙舟民俗活动也使这些城中村社区在城市化进程中“脱颖而出”，建构起基于地方的、独特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想象。鉴此，本研究以广州车陂的扒龙舟民俗活动为案例，探讨城市化进程中民俗文化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方式、过程与机制，从而揭示传统地方文化在现代城市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并为传统民俗文化的保育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融合发展提供新思路。

1.   社区治理与地方文化实践

治理(Governance)已成为涉及全球与地方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是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焦点^[2]。治理原本指政府行为，随着20世纪之后西方国家政府职能转型，多主体性、自组织性、权利与权力协商以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成为现代治理的核心特征^[3-4]。在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下，国土空间、区域、城市、社区和乡村等多尺度的地方以及附着之上的社会文化都是学者们探讨治理议题的关注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促使基层社会发生急剧的文化变迁和社会转型，城市社区在空间、景观、人口、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正在经历着急剧转型。传统乡村社区和单位制社区向现代城市社区不断转型，使得城市社区的类型日趋复杂化、人口构成日益多元化。在城市社会中，各类不同形态的社区成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持社区的生机与活力并实现良性社会整合，已成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5]。

在历史文化、制度环境、社会条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社区治理在不同地方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涵。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政府逐步退出对地方社会的干预，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的社区在社会治理结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因此，社区治理被视为一种民主赋权的方式，是自下而上实现社会治理的一种战略方法^[7]。社区中的个人、私营机构以及公益机构都被鼓励参与到社区治理事务之中^[8]，以此促进社区凝聚力并激发居民的公民意识。

社区治理是城市化与城市更新、旅游研究、遗产保护等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宗族网络、传统节日、民俗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要素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角色成为研究热点。例如，对广州珠村民俗节庆变迁的研究发现，民俗节庆的重构使得珠村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和地方依恋不断增强^[9]。对广州永庆坊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的研究发现，地方历史文化成为社区空间重构的重要影响因素^[10]。在农村社区的旅游开发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对云南泸沽湖民族旅游社区的研究发现，民俗文化在协调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1]。这些研究表明：在当前城乡社区发展过程中，民俗文化正在成为基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元素。

学者们在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下，以治理的主体、方式与措施以及治理效能三方面建立了基本框架，以分析地方文化实践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系列研究选取国内典型的旅游社区和文化遗产地为案例地，探讨不同行动主体基于地方文化保护、开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博弈过程^[12-15]。学者们对地方治理中的行动主体、中介要素和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梳理，尝试建构了社区治理的多主体共生模式。政府、居民、企业、游客、社会组织等是共生单元；建筑、节庆、服饰、语言、宗教信仰、行为方式和民风民俗等文化旅游资源被视为共生环境；旅游环境中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物质、信息和收益的传导载体和媒介则被称为共生界面^[16]。在此基础上，大多数研究针对不同的社区环境和尺度，分析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增权、赋权与失权以及相应的协商与合作模式，为现有旅游与遗产地研究语境下的社会治理建构起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

在不同类型的基层社区中，地方文化均可以在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共识和范式将对本研究分析民俗文化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方式、过程与机制提供参照。然而，现有研究多从社会文化视角探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方如何通过互动实现社区凝聚、认同与整合，对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行动作用的研究相对欠缺，对社区治理的多重目标探讨亦存在一定不足。因此，本研究将以广州车陂社区的龙舟民俗文化为案例，探讨其参与并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方式、过程与机制，从而揭示传统地方文化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角色。

2.   研究案例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案例概况

以广州市天河区东南部的车陂村为案例(图 1)，探讨车陂村端午扒龙舟民俗文化实践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多维方式与过程。车陂村始建于唐宋时期，南邻珠江，车陂涌贯穿全境，呈现出典型的水乡景观。历史上，车陂村是广州市东部的重要村落之一，是珠村、黄村、吉山村等周边村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区域文化的形成、融合与传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7]。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车陂村大部分土地被征用开发，河涌水道格局被一定程度改造，传统村落空间受到高楼大厦的空间挤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车陂村附近兴建了大量工厂，外来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工厂排污，使车陂涌的水质受到严重污染，传统的水乡文化景观与文化实践不断退隐。目前，车陂现有出租屋6 000余栋，户籍人口3.7万人，租客达20余万人。可见，车陂作为广州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典型的城中村社区，是人员构成复杂且流动频繁、环境压力巨大的城乡结合区域，其城乡二元属性和行政管理体系的错位对社区的整合与发展提出了挑战。

图  1  车陂村在广州市的地理区位

Figure  1.  The location of Chebei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车陂的宗族结构多元，是一个多宗族和谐共居的社区，在全村数十个宗族中，以郝、苏、王、梁、简、黄、黎、麦、马九大宗族在车陂定居的历史最为悠久。历史上，各宗族都成立了自己的龙舟会，在端午节期间各龙舟会之间进行龙舟竞渡，彼此之间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在车陂村九大宗族现存的30余座祠堂中，祖先牌位旁均供奉着龙舟的龙头和龙尾，这使车陂祠堂显著区别于其他村落祠堂。宗族文化与龙舟文化相结合，形成车陂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时至今日，车陂的龙舟数量居广州各村之首，扒龙舟仪式也保存最为完整。2017年，车陂扒龙舟被纳入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车陂龙舟景被纳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见，车陂的龙舟文化在城中村社区中得到了很好的保育，地方文化精英充分挖掘龙舟文化的内涵，并与当前的社区治理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实现了民俗文化保育与社区治理的双赢。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019年11月—2022年5月期间，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同时结合历史档案、网络文本与视频对车陂社区展开研究。具体包括：(1)深入车陂社区的街巷、祠堂、龙船坞等场所进行实地考察，参与了系列龙舟节事与相关的社会文化活动；(2)研究团队成员参与车陂扒龙舟系列活动的构思、策划、组织、管理与营销等环节，其全过程参与经历是分析扒龙舟地方文化实践过程的重要来源；(3)研究者与车陂村的基层管理者、龙舟非遗传承人和社区居民进行半结构性访谈，从而获得不同参与主体在车陂龙舟文化实践中的参与、角色和互动有更丰富的认识；(4)地方志文献等史料记载以及网络文本和新媒体视频材料也是重要的文本数据来源。

在对上述数据文本进行结构化编码分析后发现，车陂基于龙舟民俗文化的社区治理得益于基层政府(街道)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有力支持。龙舟民俗作为极具岭南地方性的文化体系，其形成与车陂的自然地理基础、人文历史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特征不可分割。而现今，车陂龙舟民俗沿袭了历史时期形成的信仰内核与表现形式，通过物质景观、仪式活动以及环境意识等活化利用的内容，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多个维度之中。本研究实证部分将在这样的框架下展开分析，以系统、多元和动态的视角揭示城市化背景下民俗文化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的方式和过程。

3.   龙舟民俗赋能城市社区治理

3.1   地方精英带动下的民间社会组织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广州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原本的城郊农村成为城市包裹下的“城中村”^[18]。车陂作为流动人口持续涌入的典型城中村，其自然环境、村落景观、人口结构以及附着其上的传统文化被重塑^[19]。同时，村集体原有的治理主体和结构不断弱化，以往由各宗族长辈共同议事的模式也不再适用于城市社区。这催生了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熟悉现代管理制度且心系传统文化的地方精英群体积极参与到车陂龙舟民俗文化的复兴工作中。例如苏氏宗族一青年大学毕业后在车陂基层负责调解村民纠纷和开展公益事业等村务管理工作，积累工作经验的同时也通过大量的走访调研深入挖掘车陂民俗文化资源。2016年车陂涌水环境治理后，苏氏联合郝氏、简氏、麦氏等宗族青年精英开展车陂扒龙舟活动并将这一民俗活动积极申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车陂街道管理者和社区居民开始将龙舟文化传承与社区环境治理、流动人口社区融入以及文化品牌建设等联系起来。

从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出发，城中村的乡—城二元属性导致的管理体系错位与复杂的土地权属等问题，使得车陂原有的村集体很难在现有的街道管理结构中找到适宜的位置。例如，车陂附近因城市规划建设而需征用祠堂用地，但祠堂及其所有者各宗族缺乏与政府直接对话的合法身份而无法商议征地赔款事宜。因此，1999年，车陂各宗族成立了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开始对村集体物业进行公司化运营，为社区治理提供了自组织管理的可能。

2017年，车陂在广州社会组织管理局登记备案成立了社区公益组织——“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以车陂社会组织联合会购买服务的形式推动形成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模式。具体来看，该模式借助社会组织搭建了多元社会主体沟通和互动的平台，通过龙舟文化促进会整合各方社会和文化资源(图 2)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文化相关的社会活动，旨在打造“车陂扒龙舟”品牌和提升社区综合治水平。

图  2  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的工作机制及非遗证书

Figure  2.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Chebei Dragon Boat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 and the certificat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3.2   龙舟民俗文化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多重嵌入

3.2.1   文化空间的建构

博物馆、展览馆是城市社会中的重要文化空间，同时也是记录、表达、传承地方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车陂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览馆(图 3)通过实物、微缩场景雕塑、多媒体视频等丰富的多感官物质和话语形式，展示出车陂龙舟文化的活动、仪式、流程及其所象征的宗族、代际和乡缘等多重具有文化主体性的社会网络。不同于公立文化展览馆所表征的官方历史文化叙事，社区展览馆在运营主体、模式和文化叙事的主体性等方面都具有更强的民间自组织特征。展览馆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将传统的宗族整合成为一个民间团体，并以该社会组织名义更好地传承和再现集体文化。在筹备过程中，村民自愿捐赠各宗族和家中珍藏的龙舟物件，包括鼓、大艄、龙船模型以及水墨画等，短时间内共收集到700多件藏品。例如，受访村民认为“车陂在变成城市的一部分后，还能保留一些原汁原味的老物件，能为乡亲们留下记忆、记住乡愁”。可见，通过对龙舟民众文化的挖掘、展示与叙事，车陂龙舟展览馆成为社区居民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物质载体。

图  3  车陂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览馆

Figure  3.  The Chebei Dragon Boat Cultural Museum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而在现有的社区治理框架下，车陂龙舟展览馆也因其组织结构和功能应用而显现出制度性、社会性和教育性。除了龙舟民俗实物实景、文创产品以及多媒体展区之外，展览馆内还设有会议室，为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组织的系列公共活动提供了场所。更为重要是的，这一空间作为广州市首个由村集体筹建并结合党群服务的文化中心，在成立后短短4年中已经成为多级行政机关挂牌的文化实践基地。由此可见，车陂龙舟文化展览馆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并成为基层政府推动社区治理工作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3.2.2   地方意义的建构

仪式是展演传统民俗文化的核心，现代城市社区通过物质、身体和仪式实践来展演特定的地方文化秩序、社会规范与权力结构。车陂扒龙舟民俗中的起龙、采青、游龙、斗标、招景、趁景、藏龙、散龙等一整套仪式环节得到完整保留，这是车陂居民通过龙舟活动延续过去的集体记忆并确认地方认同感的重要内容。例如，车陂龙舟一般被藏于河涌底的淤泥中(图 4)，农历四月初八“龙抬头”后，各龙舟会择吉日举行起龙仪式。参与仪式的村民通过不同的角色、分工和行为被安排到一系列的制度化活动中，获得作为“车陂人”的群体意识和认同感。此外，龙舟仪式的反复举行，车陂不同代际参与者的文化记忆得到有效串联，使“过去的车陂”和“现在的车陂”之间形成稳定、持续的共同身份连接。可见，在龙舟民俗仪式过程中，各宗族成员通过扒龙舟活动不断上演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仪式场景，不断深化居民对龙舟民俗活动的记忆与认同。

图  4  水中藏龙

Figure  4.  The dragon dock under the water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与此同时，在基层政府和龙舟文化促进会主导下，龙舟斗标作为车陂龙舟民俗的核心内容，通过文本化、符号化以及景观化过程建构起了特殊节事场域，为车陂的发展注入新的社会文化资本。例如，2018年天河区委和区人民政府举办“一水同舟·全情共享”国际龙舟文化节，在其中充分融入了文化旅游的系列活动，包括龙舟拔河趣味赛、宗祠城际穿梭、龙船饭体验等活化社区民俗文化的产品项目，为参与赛事的观众和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沉浸式龙舟文化体验。此外，后期还通过宣传册、主题曲、热血动漫、乡愁主题电影等多种文化媒介丰富车陂龙舟文化的品牌，不断创新既有的民俗文化体系。可见，车陂将龙舟民俗文化的保护性开发置于普遍的现代主义城市发展的理性逻辑之下，通过“节事”和“品牌化”等策划使传统地方民俗成为促进社区整合并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龙舟民俗文化在建构车陂地方文化品牌的同时，也在塑造车陂社区的公共精神，有效粘合了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

3.2.3   共同体意识的凝聚

车陂涌是龙舟文化的重要生态载体。水环境、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与龙舟民俗文化共同组成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系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车陂涌，水质黑臭，被当地居民称为“黑龙江”，龙舟民俗活动也曾一度中断。自2005年起，车陂涌历经了堤防整治、亚运治水以及“水更清”治水等阶段。2016年，为响应国家的治水要求，广州市河长办主导开展了系列工程治理和景观环境的综合整治，努力恢复美化河涌周边的自然景观^[20]。河涌环境的改善(图 5)，激发了车陂居民扒龙舟的热情。与此同时，社区管理者和社会组织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手段，以地方的龙舟民俗文化赋能社区治理。

图  5  治理后的车陂涌

Figure  5.  The Chebei riverway after water regulation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车陂涌上下游社区构成复杂、区域内管理单位部门多，因此，车陂涌的治理需要多部门协作和社区公众的广泛参与。随着车陂龙舟文化品牌的树立，车陂社区各主体对河涌环境的主体责任意识得以增强，逐渐在社区内部建立起了以河涌环境为媒介和纽带的共同体意识。在居民内部，逐步形成监督、沟通和上报的自组织体系。例如，2017年居民发现有工厂向车陂涌偷排污水，第一时间向管理部门举报。此外，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等民间社会组织将车陂河涌治理与扒龙舟民俗活动进行有机结合，将社区精英、企业单位、公益组织和外来人口等利益主体充分调动起来共同参与河涌治理。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引进广州环保组织孵化出“民间河长计划”制度；民间河长、志愿者和女子龙舟队等会在日常巡河中进行测水、举报并推动社区关注水环境问题；以龙舟赛事为活动载体，开展环保教育活动，将环境共同体的意识内化于每一个社区成员。可见，社区居民基于生态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共同利益需求形成了环境共同体意识，并在社区管理机构组织下建构起基于龙舟民俗文化体系的水环境约束机制。

4.   龙舟民俗嵌入社区治理的模式与机制

民俗文化是特定的共同体在长期共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体系，其表征的是特定的地方身份和文化认同。在车陂居民的观念中，“每条龙舟都是有生命力的，它们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他们将龙舟视为宗族的象征。车陂的龙舟会成员通过共享扒龙舟的一系列神圣仪式，在社区内建构和维护着有序的、有意义的宗族文化共同体。

与旅游开发激活的乡村民俗文化模式不同，城中村社区因其特殊的区位、景观、经济结构和复杂多元的人口组成而发展出新的民俗文化再生模式。在车陂社区龙舟文化民俗保护、传承、开发等关键环节，各个社会主体从物质性、精神性、情感性和生态性等多维度对龙舟民俗文化进行创新性实践，进而使其与车陂社区治理的多重目标相吻合。例如，龙舟文化核心环节(仪式和赛事)并不包含流动人口等其他非宗族成员的参与，但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通过与政府、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创建共享空间、环境共同体意识以及地区文化名片等形式促进了多元社区群体基于龙舟文化的整合。总体上，车陂社区基于龙舟民俗文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地方社会组织的制度保障，通过物质景观、仪式与节事、环境治理等广泛的社会参与方式将龙舟民俗嵌入到社区的空间、地方、社会与环境之中，进而使车陂社区在同类城市社区中脱颖而出(图 6)。

图  6  龙舟民俗赋能车陂社区治理的机制

Figure  6.  The mechanism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folk culture empowerment in Chebei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目前，车陂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样板并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各级政府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为车陂龙舟民俗文化的传承、展演和重构提供合法性保障。车陂社区通过政府“认证”和“挂牌”等形式，保证了龙舟文化对于车陂社区的表征作用。地方文化精英群体在自身保护和传承龙舟文化的内生动力驱动下，促使民俗文化的持有者们参与到文化重构过程中，并在现代社区治理的语境下重新解释和建构龙舟文化的意义。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通过具体的组织、安排、筹划等工作化解了实际工作中的接洽难题，建立了维持城市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借助于城中村这一兼具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特殊文化空间，多元社会主体将龙舟文化进行重构，形成了车陂社区治理的社会生态模式。可以说，这种工作机制实现了社区治理与民俗文化保育的双向促进。

5.   结论

本文以典型城中村社区车陂的龙舟民俗文化为案例，探讨其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与机制，从而揭示地方民俗文化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民俗文化并不意味着走向消亡。恰恰相反，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传统民俗文化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经过社区居民的传承创新，车陂的扒龙舟民俗活动重现了传统文化符号，有效激发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此同时，车陂社区的管理者们赋予扒龙舟民俗文化新的使命和价值，即以传统的龙舟民俗文化赋能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其实践结果表明，在民俗文化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融合发展中，实现了民俗文化保育与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双赢效果。将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尝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日渐式微的传统民俗文化，同时也为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本文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1)城市化和现代化在消解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也在赋予他们新的文化内涵和存在价值。原有的村落结构变迁后，车陂居民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动员和凝聚了多元利益主体，将龙舟民俗文化依赖的物质环境基础、精神信仰核心以及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分解，并通过仪式庆典、文化品牌构建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等现代社区治理手段重新赋予龙舟文化新的内涵，以此持续整合不断变化的城中村社区。(2)在国家政策导向和地方社会治理的双重作用下，社区治理的内涵处于动态的发展演进过程中。近年来，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倡导保护和复兴传统文化，这为各地的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化与可持续利用带来新的契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民俗文化不仅仅服务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作为地方经济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也在积极主动地融入到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并以此实现自身的合法性与存在价值。

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看，地方社会的传统民俗文化并非亘古不变，它们也会随时代的发展对自身内容进行重构和创新。然而，这一过程并非自发完成，需要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基于文化自觉，准确把握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再生的平衡关系。车陂龙舟文化能够融入到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并使龙舟文化自身重新获得社会生命力，其背后与社区管理者的积极推动有着密切关系。在时代的变迁中，车陂龙舟文化逐步由乡村走向都市、由民俗文化走向社区治理、由民间小传统走向官方大传统。民俗文化只有融入现代社会，才能保持自身的社会生命力。期冀本研究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城市语境下为传统民俗文化的保育、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